罗梓琳

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学科的侧重点不一样。

观察表明，经济活动中涉及产权界定、合约纠纷、新产品开发与相关市场准入、政府专营范围变动、行政诉讼和民事案件审理等事务，无一例外，都需要在直接生产成本之外另有耗费。成本包括货币的、非货币的，时间的、精力和精神的，抽象出来作为谋求任何收益所必不可少的付出，构成经济行为最基本的约束条件。

可是，快递业务起步就面临新问题：非邮政机构有权经营快递吗？邮政部门持否定立场，因为80年代通过的《邮政法》，明文规定送信业务属于国家专营。回头看历史检验了以下结论：农村改革这场奠基礼，突破了1981—1986年中国经济原先计划保四争五的格局，为后来中国经济更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2001年11月15日，为防止已在美国有报道发生的炭疽病毒事件蔓延到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紧急通知，要求加强信件、印刷品等寄递业务管理，防止炭疽杆菌传播。新一届政府宣布要清理废除行政审批文件，多达成百上千，其中绝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的遗产，而是在新世纪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行政部门左一项右一项加到经济运行中来的。不过无可避免，中国高速增长也必须付出代价即成本。

体制成本为零的世界，不过是想象中的乌托邦。这类体制成本具有强制缴纳的性质，不受一般市场竞争和讨价还价的约束，因此更不容易得到合理节制，可能比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曲线更早、更大幅度上涨。最后一句话，是锐意改革攻坚。

这种低级错误是在矛盾制约之下、所谓问题导向概念之下，我们不可忽视的。十九大又给出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层面的指导，要求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所以迫切需要增进法治化、阳光化、专业化，把这些合在一起规范发展——这就主要是制度建设问题了。借这个机会简单谈这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长期宏观经济形势 。我们可以不太计较细微的速度差异，总体来说要争取促成市场预期的稳定性，我觉得这个市场预期会在过了临界点以后一下成为共识，进而这个共识会引导分散决策的市场主体他们的行为，整个局面就会真正成了L型尾巴拐过来以后，使之得到确认。

速度现在高一点低一点儿，不是关键问题，在可接受速度区间之内，主要是聚焦怎么以供给侧的改革来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些不客气地讲，是低级错误，计划经济也得想着煤改气后面的供应怎么跟得上。当然大家还要继续努力。市场上现在还没有形成比较清晰的共识，走向预测上，说什么的都有，悲观的是说还会很快转为下行，乐观的则说会重归7%以上。

这个局面是来之不易的，现在这个企稳向好，不是前几年一般宣传用语意义的，而是从2015年下半年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平台状态的运行，龙头指标的具体量化，是很窄的一个6.7%-6.9%的运行区间（去年上半年是两个6.9%，三四季度6.8%，全年还是6.9%），亮点在增加，但是需要巩固。但改革不取得决定性成果，发展就没有后劲。新常态说了这么多年，新早已明朗，而常怎么实现出来就在眼前，应该乘势而进。制度建设中碰到什么障碍，这是需依靠改革解决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表态和简单地卡住它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今天这个会是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大家来研究问题，同时又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年会。如果这么折腾着来，在很好的概念下这样去做工作，再好的形势也可能会被毁掉。

去年6.9%的GDP增长速度旁边，特别值得看重的就是结构上确实继续得到一定的优化，一系列综合指标表明，在就业情况相当不错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生活中的亮点，在支持着整个发展能够按照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取向继续往前走。大家都非常积极、共同努力地来参加一系列的研讨。

防火灾，当然非常重要，火灾隐患不能不防，但是应怎么样推进呢？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本是常识，居然来了个真刀真枪，刺刀见红。在新的一年里，如果从年度再结合中长期来看，我觉得可以提到5句话。比如环保，现在讲怎么严格执行一些标准，当然有必要，但要从经济生活长期来看，应该是改革我们的能源和其他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形成一种内生的、大家自觉节能降耗减排治污的经济行为，那么就得攻坚克难。从短期到中长期供给侧改革主线上我们的攻坚克难，挑战是非常严峻的。今天的活动，上午主要是讨论宏观经济，我借这个机会简单谈一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整个宏观走势还是要因势利导，不失时机。

IMF已调整了对中国2018年的预期，稍微抬高一点，认为中国今年应该是6.6%的状态，与洪董事长说的预期高度一致。企业改革就更不用说，讲了这么多年的混合所有制，实际生活中见仁见智，各种观点往往说不到一起，但是形势比人强，如果越来越多在创新中间推行PPP，很多投资主体天然就是混合所有制，不混合不行，民营企业参加进来了以后，政府内在动机天然就不想自己一股独大。

第一句话，着力提质增效。在社会的影响力方面，现在已经很清晰地有社科院以全套的指标分析，最后客观地生成的评价：我们是核心智库的地位，是很多家智库里最后以较低比重产生出来的几家核心智库之一，即把我们评为平台型智库的核心智库

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主要的动力也来自改革。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规模可能增至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经济结构将显著优化，新增长空间不断拓宽。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化发展的短板为发展的动力，需要深化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我国是一个转型发展中的大国。以振兴东北为例，如果国有企业改革能够破题，就能够形成全面振兴东北的新动力。 (迟福林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半月谈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

在乡村振兴方面，如果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实现农村改革的重大突破，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源被盘活，估计每户农民每年可新增收入1.5万元左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以稳定制度预期为重点，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城乡结构变革将释放农村大市场的潜能。发展需要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关键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第四，以一带一路为重点形成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务实推进自贸区网络建设，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使更多农民和农民工成为扩中生力军 在社会主要矛盾中，一方面，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仍然偏低。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消费需求向高品质升级，但主要产品供给体系仍处于中低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出现资本脱实向虚现象，资本过剩与实体经济缺血现象并存;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房价过快上涨，导致过多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房地产领域，也推高实体经济发展成本。依据国际经验判断，2020年到2035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要避免两极分化，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现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

这就需要从法律上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形成保障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制度安排，并逐步实现城乡资本、土地和住宅市场双向流通。消费结构升级将不断创造增长新动能，预计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能扩大至5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13亿人的消费结构升级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产业变革、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产业变革的新动力。加快城乡一体化的体制创新，使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工成为扩中的生力军。

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点，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应当达到70%左右，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